宁夏空管分局气象台顺利完成第二次技能大赛选拔考试

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上、下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

7[德]卡尔•恩吉施：《法律适用的逻辑研究》，第 13 页，转引自[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3 页。11因此，为了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防止公民人格尊严被侵犯，宪法中增加这个新内容，以国家根本大法给予保障，是完全必要的，非常正确的。

16但也有学者认为宪法第 38 条仅是原则而已，认为在人性尊严的权利属性上，人性尊严更适合作为宪法权利的权利根源和基础，而不宜作为一项具体的宪法权利。46有学者论证住宅权为宪法基本权利时提出超越宪法文本的未列举权这一观点。联邦最高法院的诸多判决虽都冠以隐私权的名义而赋予宪法保护，但实际上，隐私权保护的权利形态与范围则在不断地累积并发生变化。首先将人格尊严认定为一般人格权，这意味着，一个涵盖一般人格法益的框架性的人格权应运而生了，它统率着已类型化或将要类型化的各项具体人格权，为社会变迁中需要保护的新型人格法益上升为正式权利形态提供空间，而新型人格法益的产生模式即为：人格尊严（一般人格权）﹢某些具体人格权应成为宪法对人格权进行调整的模式。26在第 1 条至第 8 条权利清单列举基础上增加第 9 条，是基于一种担忧，即列举了 8项权利是不是意味着否认其他权利的存在。

4汪进元认为，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生命权是基本前提，财产权是生存基础，人身自由则是逻辑起点。三是，从立宪主义角度言，若不予保障，将有违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与价值观者。换言之，他们被允许有参加抗争的选择行为，却被剥夺参与修宪的选择行为。

哈耶克相信社会、语言和法律都是以一种演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那些被长期证明对人类福利意义重大的社会制度，虽然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绝对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因而也就不能以演绎推理的任何方式来加以重新建构。在上述思想的前见作用之下，我国宪法自一降生投胎开始，就被赋予了太多功利主义的色彩。法国宪法第89条第5款规定，政府的共和政体不得成为修改的对象。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

依据上述观点进行推论，卢梭也是赞成宪法修改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不同宪政传统和宪政文明完全可以通过相互比较和相互交流，而达成关于宪政价值的普适性认识。

表现在立宪技术上就是宪法文本中有着过多政策性的条款。但宪法绝对不可能是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其二，宪法适用机关的模式必须契合本国的文化传统、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故契约是把经济活动由当前延伸至未来而设的约定。

从这两点推而论之，我国宪法适用的模式就既不可能是美国那样分散式的，也不能像奥地利那样集中式的，而只能是中国式的混合式，即把专门机关的适用与权力机关的适用结合起来。程序规范在宪法规范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在成文宪法不能无缝隙地反映和调整社会生活时，社会问题当然亦不能像芝麻开门式的神话一样由宪法条款提供全部答案。于是，社会契约论者便采行「隐式契约说」的理论，洛克称之「默认」，布坎南称之「自愿受苦」，其意为：新一代自行选择是否要发动一场抗争或暴动，以共同毁灭为威胁，要求代表既得势力的旧一代与之重修社会契约。

宪法适用技术的自治性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宪法适用的被动性。如在实体法律关系上，权力不得推定和权利隐示原则。

瑞士的瓦特，法国的西耶士等认为宪法是国家成立的契约，缔约者是全体人民，人民若改变立约的条件，应该是被允许的，因而宪法本身不应有规定宪法修改手续和程序的条文。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家国同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同质是我们社会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既不可以借由社会公益吞齿、淹没个人利益，也不可以听凭个人诉求的泛滥而抵消和否弃了社会公益。任何一部宪法确立和修改的过程，都是价值争锋和价值冲突的过程，通常是强者的价值观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他们的理念与知识只被误导于提升主观的抗争成功概率，而非用于修宪。马克思主义的无限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则是法国式革命浪漫主义的另外一种表达。美国联邦宪法产生后，在美国国内曾有过一场关于成文法典是否应该不断更新，人民是否可以应用其理性建构能力不断制定新法典来推动社会进步的争论。第四，宪法适用必须贯彻严谨清晰的程序，并且要有逻辑推理的自足空间。

宪法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是树立宪法权威打破权力的专断和恣意的重要条件之一。正如杜拉克(G.Tullock)所阐释的那样，由于抗争过程面临有免费搭车者问题和囚徒的困境，以致个人会低估抗争成功的概率，亦即低估了抗争的预期净益。

其次，宪法价值的自治性表现在那些对于维持人类最基本尊严和生存的价值必须得到社会全体的恪守，也是任何时候宪法所不得变易的对象。最后，宪法适用必须遵循与一般法律推理所不同的原则。

从这种制度演进主义的立场出发，哈耶克揭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他认为人的理想一向是极其崇高，但人类的文化演进过程却很缓慢，制度的长成过程也很缓慢，拔苗助长只有害而无益。不得以良性违宪为借口，破坏宪法的贯彻实施。

这两项限制实际上是有限地确认了对奴隶制和小州利益的保护。有趣的是在当代美国最负盛名的两位经济学家之间，也曾发生过严重的关于如何修宪的纷争，这就是哈耶克和布坎南的不同修宪主张。他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强加给另一代人，因为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天赋人权，因此，没有一个社会能制定永恒的宪法和法律，只有活着的一代才有权行使对地球的用益权，死者对地球没有任何权利。从这种角度出发，他宣布，只要有了人民公共意志的同意，任何根本法都可能废除，即使是社会公约。

我们认为宪法的权威性与宪法的稳定性尤为相关，而宪法的适应性又与宪法的政策表现性密切勾连。多年来关于宪法修改和良性违宪的不绝如缕的呼声其实就是宪法自身危机的突出表现。

宪法修改是对应于政治宪法或形式宪法的一个概念，而在以亚里士多德为首倡并为孟德斯鸠、戴雪和萨维尼等人所继承的生活宪法形式下，则只发生宪法的变迁问题，似乎不可能有宪法修改存在的空间。即便是我们今天认为最具法律性的美国宪法，在其产生之初也充斥了太多的模糊性，只有独立宣言所表达的激情和豪迈使人铭刻在心。

法国宪法第89条也对宪法修改的内容作出了限制。第二，国家政体方面的事项，不得进行修改。

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包括宪法是一个有强烈时空限制的概念，是地理、气候、习俗、经济等环境的产物。萨维尼认为法律是所有一个个个人中共通生存着的、活动着的民族精神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的产物。稳定、平和尊重公共权威都必须是宪政所追求的目标。4．宪法适用技术的自治性宪法适用技术是赋予宪法生机与活力的形式。

为降低新一代只有在抗争与默认间抉择其一的困境，实施民主制度可以提供他们一条经由选举以修改宪法的机会，此外，亦应该给予他们自由移民或脱离国家的权利。随著抗争的扩大，只要预拟的社会目标确定，便会有愈多在理念上与此预拟目标愈远的人加入。

在社会高速变动的时期，宪法适用技术也是宪法保持社会适应性的关键途径。如果个人计算发动抗争的预期成本高过预期利益，他便会放弃发动抗争的打算，默认该宪法。

要推动运动，便先有预拟的社会目标。所谓宪法的自治性是指在满足社会一般正当性诉求的前提下，由宪法规范、宪法程序和司宪技术等组成的相对空间。